费孝通又“找”到了派克老师

老实说，对社会学我一直有点头疼。这话可以从1978年乔木同志要我带头来重建社会学那一刻说起。当时我明确地表示我不敢接受这个任务，但后来我还是勉为其难。

经过了20年，事实证明，一个学科挥之即去是做得到的，要呼之即来却不那么容易。至今这门名叫“社会学”的学科，在中国还是不能说已经站稳。自我生命结束之前，还能做些什么？自己得到的结论就是“决心补课”，就是要重新补一补社会学的基础课。

我回想了我怎样开始学社会学的经历，从中发现了一段缺课，就是没有学社会学的入门课。我是1930年从东吴大学医预科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。转学时我已是大三的学生，到燕京入社会学系可说是半路出家，并没有学过社会学概论（这是大一的课程），因之社会学的一些基本概论我并没有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过，这使我吃了不是科班出身之苦。我进入燕京后所修第一门社会学的课程，是吴文藻先生讲授的《西方社会思想史》。在这门课程里当然也牵涉了不少关于社会学的基本概念，但这些都是我自修自学得来的，不系统，不结实。也许这是我在这个学术领域一直成为“一匹野马”的历史根源之一。

我现在手边用作补课入门的这本书，首页角上还有吴文藻先生的亲手签名，下面还注明1927年2月5日的日期。这是件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事。吴文藻先生是1985年去世的。去世前曾向他的家人说，他遗留的藏书都要捐赠给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，但是愿意留下一些给我这个学生作为纪念，可由我本人去挑选。我重视这个遗嘱，因为这正是他一生“开风气、育人才”的生动实例。后来我从他的遗书中挑了派克老师所著的两本书：一本是30年代曾在美国风行一时的《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引论》，由派克和伯吉斯合编；另一本是《城市论》。我选这两本书，是因为吴文藻和派克这两位老师是我一生从事社会学的学术源头，留此实物作为纪念，永志不忘。

在我的学术生命里，“派克来华”原来也是一件偶然的巧遇，是一件对我一生起着关键作用的事。我是1932年秋季开学时见到派克老师的，当时他的头衔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。在派克老师班上，我们这些学生特别认真，原因是他名气大，所谓先声夺人。在他未到之前，学生里已经流传开了他是美国社会学家，是这门学科的老祖宗、祖师爷，是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。他开了一门《社会学研究的方法》的课，第一堂就轰动了我们这辈年轻小伙子。我至今记得他在课堂上的第一句话：“在这门课程里我不是来教你们怎样念书，而是要教你们怎样写书。”这句话启动了我们的想象力，开了我们的心窍。